骑士精神与准则的复兴（二）

將青少年的「品行」「健康」作為童軍教育彌補學校教育的切入點，與青年會所倡導的「四育」目標有相同之處。英國盛行一種歷史傳統，那就是給沒有機會參與宗教交流的人，提供祈禱、樂隊、切磋知識的組織團體，以加強其相互間抵禦邪惡勢力。例如，1632年的倫敦學徒會、1678年的英國教會青年就組織了這樣的團體，基督教青年會就是由此發展壯大起來的。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完成，各行各業勞動者為了爭取10個小時勞動時間，成立了無產階級罷工協會，以改進年輕人的身心健康狀況和生活條件。其中，1842年12月，在宗教界為使年輕人向善宗教，東、西倫敦兩個小的宗教團體聯合組成了「英國國教海內外傳教會」，並建立了分支機構，這就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雛形。出乎意料，該會很快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到了1844年初期，僅在倫敦該會就擁有約15萬信眾。1844年6月6日，為了在布料和其他貿易行業建立「青年德育狀況協會」，傳教會召開了大會，會上采納了「基督教青年會」這一名稱，但直到1854年，在「基督教青年會」年會上才正式確認了這一名稱，同時還確立了該會的教育目的是增進青少年「德、智」狀況。「基督教青年會」成立後，迅速向英國國內傳播，並很快傳到了法國、奧地利和美國等海外國家和地區。後來美國青年會確立起了發展青年「德」「智」「體」「群」的四育目標，且將「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基督教青年會事業由此得以發揚光大，到了20世紀初，青年會成了一種有世界影響的青年教育組織。

童軍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好公民」。針對當時英國學校教育內容的「漏洞」，以及「知識、健康、品性」的顛倒教育順序，貝登堡主張將「品性」置於童軍教育的首位，按照「品性、健康、知識」的次序來培養青少年。在此，雖然貝登堡沒有明確按照「德」「體」「智」的目標順序排列童軍教育，而且還將「體」置於「智」的前面，但是他一再強調，童軍教育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必須不遺余力培育童軍的身體素質與道德品質。以上表明，作為學校教育的兩種補助教育組織，在教育目標上，童軍與青年會存在高度一致性，所不同的是青年會更強調「德、智」的教育，童軍則側重於「德、體」的教育，並以此作為醫治英國民族「潰瘍」的藥方。至於「群育」，相比青年會來說，童軍將「服務上帝、服務社會與他人」的精神外化為「日行一善」要求，使得群育精神更是貫穿於童軍生活的每一天。因此，雖然在教育目標內容上，童軍與青年會沒有多大區別，但在具體操作和受歡迎程度方面，童軍已經超越了青年會。也許正因為如此，青年會的一些童子組織，直接接受了童軍教育的一些原則和方法，而變成了童軍組織，貝登堡也將青年會童子部作為自己童軍組織發展壯大的可能生長點，進一步發展童軍教育的網絡載體，最終童軍與青年會都成了具有世界影響的青少年組織。如果說青年會是在教育目標方面對童軍教育產生了巨大影響，那麽童子團則為童軍提供了一種現成的組織文化模式，以供貝登堡創建童軍時加以借鑒。有意思的是，即使到了1911年，在英文《教育百科全書》詞條中，對童軍( Boy scouts)的解釋還註明見「童子團」詞條:童子團源於英國，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主要是為那些不得不在初級學校接受完教育的青少年，提供一種特定的道德訓練和公民訓練，以及高尚典範的訓練；軍事管理體製，致力於普及夏令營活動，以及強烈的宗教動機是童子團的三大特點；而童軍是新近所創建，雖然在類型與宗旨方面與童子團相似，但童軍是沒有純粹軍事訓練和目的的社團。從以上的註解中我們不難看出，童軍與童子團之間的淵源十分密切，兩種青少年組織不僅存在相同的地方，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差異。「童子團」的創始人是威廉·亞歷山大斯密斯，19世紀70年代初，斯密斯加入了「基督教青年會」，並在格拉斯哥Woodside北區從事對不守紀律、街頭流浪和「流氓」兒童的矯正工作。借助誌願者的力量，斯密斯采用「團隊的方法」( Brigade method)，於1883年10月創立了童子團格拉斯哥第一隊，這標誌著「童子團」由此誕生。童子團在英國發展極為迅速，截至1900年，全英有成員四萬余人，童子團強調對青少年的軍事訓練和基督人格培養。童子團的格言是源於《聖經·希伯來書》的「堅固且牢固」( Sure andStedfast)，其誓言共有三條:①遵守團隊規則；②忠實愉悅完成所有義務；③隨時致力樹立好榜樣。其規則共有服從、典範、虔敬、清潔、守紀、禮貌等九條。童子團成員身著深藍服裝，頭戴蘇格蘭無沿高帽，腰系棕色皮帶，肩著白色跨帶，並仿製來復槍。童子團還致力於夏令營開展、年度檢閱、樂隊建設、紀律教育等活動，並編輯出版《童子團叢刊》等刊物。童子團對童軍的影響不止於貝登堡在布朗西島開展實驗時，讓兒童參與露營實驗活動，而且還得到當地童子團隊長羅賓遜的直接幫助，更主要是貝登堡置身於童子團組織中，深受童子團的組織文化、運作方式的熏陶，為其創立「童軍」提供了良好的實踐平臺。1902年，貝登堡接受童子團的邀請，並擔任該組織副主席一職，所以，貝登堡有機會接觸和了解童子團青少年教育的許多真實情況。應該說，童子團的直接工作經歷激發了貝登堡對童子教育事業的內在動力和信心，直接催生了「童軍」的產生，並預見了其光明的前途。而現成的青少年組織模式，也直接成了貝登堡組建「童軍」時的參考與樣板。所以貝登堡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自己有關童軍教育的設想，並積極在學校和青少年組織推介其計劃，並最終獲得了成功。

貝登堡借鑒和吸收了歐尼斯特·湯普森·西頓關於「叢林印第安人」的思想與經驗，將「叢林生活」與「偵探術」完美地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童軍教育思想體系，從而擴大了童軍在眾多青少年組織的吸引力和影響力。1902年，為通過戶外露營等活動，來塑造兒童的生存能力，西頓在借鑒印第安人的叢林生存技能培養方式的基礎上，成立了「叢林印第安人」這一青少年組織，該組織深受美國兒童的歡迎。1904年西頓曾到英國去演講以推廣自己的「叢林生存」計劃。此時，他了解到貝登堡的「偵探術」在英國很受追捧，為推廣自己的「叢林生存」教育計劃，西頓打算與貝登堡在這方面展開合作，以便使「叢林生存運動」能在英國流行開來，但最終卻沒能如願以償。1906年，西頓計劃再次到英國進一步宣講自己的「叢林生存」教育，便寫信給貝登堡，希望他能與自己一道來推行叢林露營活動。此時貝登堡剛剛完成了與書商亞瑟皮爾生( Arthur pearson)商討童軍教育的有關問題，所以，這次貝登堡對此做出了回應，並與西頓舉行了首次會談，討論了兒童教育方面的一些設想，西頓還將自己所寫的《叢林印第安故事集》贈送給貝登堡。貝登堡從中汲取了「叢林生活」「野外露營」等思想，並將其與「偵探術」結合起來，從而找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兒童教育方案，使得兒童「偵探術」教育從設想變成現實又進了一步。1908年1月，貝登堡給西頓寫信道:「我將效法你的叢林印第安人』組織，繼續我的童軍計劃。」由此可見，西頓「叢林印第安人」對貝登堡童軍的影響十分重大。

此外，貝登堡還充分吸收了早期青年學的一些理論，並將其消化吸收，轉化成為童軍教育的思想。如《兒童問題》一書總結了幫助兒童工作的四原則:一是兒童按年齡可分為幼年、童年、青年三個時期，每一個時期都極其重要，且具有很強可塑性，因而也是人生的關鍵期，應該施加最強的社會和道德影響；二是青春期的研究很有必要，我們不僅要研究他們的普遍心理而且還必須深入了解他們的家庭、成長環境以及相互間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引導；三是處於青春期年齡的他們喜歡成群結隊，且最喜歡的活動是體育類活動；四是兒童的生活雖然豐富多彩，但首要的是天真無邪。據此，貝登堡消化吸收了以上原則，並將其運用到童軍教育的實際當中。首先，貝登堡認為，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其心理差異很大，大體而言，兒童的心理階段劃分為6至8歲、8至11歲和11至15歲三個階段，雖然這種劃分與幼童軍、童軍和青年童軍三個階段的年齡不相吻合，但三級童軍的劃分，很明顯是遵循了必須按照不同年齡階段對兒童開展有針對性教育的原則。其次，針對這一階段的兒童充滿好奇、冒險、刺激的心理特點，貝登堡也十分強調童軍教育環境的設計，有意識地為他們提供野外露營、叢林生活、偵探術等學習生活場景。再次，貝登堡還根據兒童喜歡體育活動的特點，除了提供遠足、滑雪、航海等體育項目外，還列出了「獵獅、植稻、尋匿童軍、Kim遊戲(快速一瞥)、 

Morgan遊戲(限時偵探)」等童軍遊戲。最後，由於兒童處於一種天真無邪的狀態，所以童軍教練員應該是「兒童一樣的大人」，要以兒童的眼光去審視他們，用兒童喜歡的「誘餌」去吸引他們的註意力。又如《怎樣贏得街頭兒童》一書得出的結論:贏得兒童的首要方法便是充分相信他們；發現兒童嗜好、潛能等閃光點，並盡可能利用它來引導和促進兒童的成長；積極肯定的秩序、規則是兒童組織必須遵循的第一規律。

對於以上研究成果，貝登堡主張童軍教練員的主要職責是選好童軍小隊長，並指明小隊的奮鬥目標與方向，而童軍小隊的工作完全由小隊長獨立負責組織完成，應該說這是對兒童充分信任的具體體現。貝登堡認為，即使是「品性」極為「糟糕」的兒童，他也有百分之五的可取之處，教練員的職責就是去發現這「閃光」點，並將其發展到百分之九十的程度。這種主張生動詮釋了利用兒童閃光點引導兒童成長的觀點。至於「服從」雖然不是童軍遵循的第一規律，但它卻是童軍規律中的一條。在《明天的公民》一書中，作者認為，好公民的培育是通過社會倫理教育而非僅僅是政治、歷史課就能達到的，要培養公民社會倫理精神和規範，還必須通過服務社會的途徑。因此，貝登堡將自己的童軍教育總結概括為一個字「Play」，但「玩」並非漫無目的，而必須遵循一定規則，「服務社會和他人」是童軍教育的重要途徑。同時，這也是童軍誓詞的重要內容之一，貝登堡將這種「服務精神」以「日行一善」的實際行動落實到童軍日常生活當中，從而使得童軍教育更加具有實踐性。總之，貝登堡以上這些主張既體現了當時青少年教育研究成果的精神，又增強了童軍教育的興趣性、實踐性，其具體做法是童軍小隊製度的創設，通過設計各種遊戲和活動，讓童軍在做中不斷地學習，逐漸培養起每位成員的「團隊精神」，並輔之以一定的獎章製度，從而使童軍獲得較為全面的發展。後來，從事童軍教育的菲利普斯將這種以小隊為教育組織的製度，總結提升為「不僅是童軍教育方法中的一種，而且是實施童軍教育的唯一方法」。對此，貝登堡接受和認可了這一觀點，認為小隊製度是童軍與其他青少年組織在教育方法上的區別所在，所以他十分推崇這種製度，並將其視作是達到成功最重要的一步。童軍小隊製度，也是消化吸收當時青少年教育成果的產物。因為實驗表明，在男童俱樂部中，人數被限定為6至8名兒童時，其教育成效最佳，成員人數的限定，主要是為了保持他們與負責人能夠建立起緊密聯系，並保持成員誌趣相投，每位成員能有更多的鍛煉機會。據此，貝登堡強調，根據自己個人以往的經驗，自己是不能個別地訓練16名以上的兒童的，之所以要考慮到個別的訓練，因為這是實施教育的唯一方法。教育在乎「品性」的養成，在於使受教育者成為「人」，考慮到自己可能只有經驗豐富的青少年工作者能力的一半，因此，貝登堡主張，一個童軍團最多不得超過32人。